基础研究为民族医药发展“加码” 提供理论支撑

夜郎无闲草，黔地多灵药。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药材资源，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凝聚成神奇的民族医药，作为全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的贵州，拥有4802种中药材品种资源，以苗药为代表的民族医药极富特色。近年来，贵州省在基础研究上不断“加码”，为民族医药的崛起注入一股“神秘”力量。

基础研究为苗医药提供理论支撑

“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西汉文献《说苑·辨物》，讲述了上古时期苗父行医时的奇特疗效，这被当作苗族医药起源的重要历史证据。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苗族人口在少数民族中居第四位，贵州是最大的聚居区，也是重要的产药区。占据天时地利，贵州如何把极具贵州特色的民族医药发扬光大?

“苗药产业崛起，与学科支撑是分不开的。”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贵州省苗医药重点实验室主任杜江说，在历史上未形成统一的苗族文字，限制了苗医理论的发展，其理论支撑相对薄弱，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苗医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仍需要不断充实。

作为贵州省科技厅2014年开始布局实施的8项重大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之一，贵阳中医学院副校长崔瑾主持的“苗医药基本理论的深化、拓展及应用研究”项目正是瞄准了这一问题，把苗医药的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基本理论和诊疗方法等进行系统性完善，进一步加深该领域的基础研究。

截至目前，项目发表论文6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4项、培养研究生47名，还出版了民族医药专著4部。研究成果“苗药紫金牛、铁扫帚基于多基因水平对COPD气道重构干预的机制研究”获得2017年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著作《苗医绝技秘法传真》获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

“加码”投入，补足基础研究短板

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有多远?如何打通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间“最后一公里”?

关于苗医药产业化发展之路，杜江坦言，由于各种原因，苗医药的发展仍受到诸多制约，从基础研究到实践应用仍有不少阻碍。再之，苗药虽然作为“大山深处的瑰宝”，但产业化发展安全性、科学性、可行性仍有待系统探究，这些基础研究工作都需要进一步拓宽。

围绕贵州特色，贵州省民族医药领域的基础性研究继续“加码”。2018年底，为充分利用贵州喀斯特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贵州省喀斯特科学中心项目在经过前期申请，“喀斯特环境与健康及特色民族医药”项目获得立项，资助直接费用2700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科研处处长潘卫东表示，贵州中药民族药上市品种多来自本世纪初实现地标升国标的154个品种，但多数品种缺少系统的物质基础、生产工艺优化、质量控制、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等研究，为相关重要品种的提质增效及贵州省中药民族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中药民族药的原料药材可持续供应依赖大宗特色药材的野生抚育及人工种植，而药材适生性、引种驯化、品质评价等基础研究也非常有必要。”潘卫东说。

为补足基础研究的短板，贵州在“加码”基础研究的同时，也打通了“人才绿卡”申报项目的绿色通道。2019年，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首次对贵州省获得高层次人才绿卡的个人实行不限项申报，从数据上看，基金项目申报量比2018年的580项增加615项，总资助金额比2018年的2880万元增长93.75%。

研究成果直接对准应用开发

基础研究经费水涨船高，平台建设也同步发力，直接对准应用开发。2018年，国家苗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验收，这是全国第一家民族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不仅填补了国家民族药产业发展高端研发平台的空白，还实现了贵州省中药民族药领域国家级研发平台零的突破。

仅仅在建设期内，国家苗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就取得了累累硕果：解决了民族药行业共性关键技术问题，整理了苗医药理论，建立了苗药资源数据库。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苗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还提升了一批苗药材及饮片质量标准，完成热淋清颗粒等 12 个苗药民族药大品种二次开发，研发临床前苗药民族药新药品种 5个、Ⅱ期临床研究品种1个、医院制剂 7个、保健品 3个，获得保健品批件3个。 目前，中心已带动形成“立足贵州、辐射西南、面向全国”的苗药孵化基地。

这将为贵州民族药业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近年来，以苗药为代表的特色民族药业，作为贵州省重点打造的“五张名片”和“六大支柱产业”之一，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数据显示，2016年贵州省民族药、苗药实现总产值553亿元，较2013年增长38.2%，民族药产值方面在全国继续排名首位。

2019年，贵州省科技厅为加强基础研究计划的支持力度，拟布局建设3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杜江认为，作为基础性工作，不断深化和拓展理论研究是苗医药发展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基础研究 民族医药